最近，山东临沂的房主任因为一场脱口秀而走红。她在舞台上讲述自己更年期绝经，带着两个女儿净身出户离婚的故事，段子中虽充满生活的痛苦，却被她用笑声掩盖。很多人当时称她为“脱口秀版《出走的决心》”，觉得一个50岁的农村大姐能够突破困境，实属不易。然而，这种短暂的热度之后，麻烦接踵而至。有人指责她“抹黑前夫”，还有人翻出她的段子，揭露其中的细节是虚构的，甚至在知乎上有人质疑：“房主任的经历是真的吗？”接着又曝出她将公公的事安到已故婆婆身上来写剧本，舆论迅速爆炸。曾经很多人同情她的遭遇，如今却纷纷转而批评。
房主任的事件并非个案。苏敏阿姨的故事也曾引发广泛关注。她的前半生全心照顾家庭，既要照料孩子，又要为母亲养老，同时忍受丈夫的暴力。2026年，苏敏终于崩溃，开车一个人跑遍全国，去珠峰大本营，尝试冲浪，逐渐成为拥有百万粉丝的博主，甚至她的经历被改编成了电影。然而，去年她离婚后，舆论的风向发生了变化。她开始出书、开直播，甚至参加戛纳电影节，然而网友们却开始指责：“庆祝离婚值得吗？”“一开始佩服她，现在全是广告，不再关注了。”
傅首尔的经历也很类似。她从《奇葩说》脱颖而出，一直以敢拼的女强人形象示人。去年，她在节目中宣布离婚，并表示“离婚是重建健康关系”。尽管她与前夫相处得尚可，与儿子关系也亲密，但仍有人批评她“蓄谋已久”，甚至在后来参加综艺节目时，被指责为“上岸先斩意中人”。这让我不禁反思，为什么这些女性在未出走之前，大家为她们的困境感到同情；当她们走出来，努力为自己而活时，为什么会遭遇如此多的指责？
显然，女性走出困境并不容易，背后存在着更深的社会原因。英国学者多琳·马西曾在《空间、地方与性别》一书中提到，社会似乎默认“家”是女性的归属地，而“外面”则是男性的世界。她指出，女性的流动性受到多重限制，这不仅仅是因为暴力的存在，还因为社会对“女性应当如何”的固有期待。这些期待将女性限制在了传统角色里。当一个女性选择离开家庭，去外面闯荡时，往往会被视为“不守规矩”，甚至在许多人眼里是挑战传统性别秩序的行为。
我本想通过一些数据来佐证这一观点，后来发现联合国的报告中提到，全球许多女性连自由找工作的机会都难以获得。这不仅仅是个别地区的问题，而是全球普遍存在的现象。女性若想突破传统的“固定空间”，从一开始便会遇到看不见的障碍。相比之下，许多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出走似乎看上去特别“爽”。例如，《伯德小姐》中的女主角为了追寻自己的梦想前往纽约，《涉足荒野》中的女孩单人徒步一千多英里，为了摆脱过去的创伤。这些角色似乎只要走出去，就能获得自由。
然而，现实与虚构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在很多文学作品中，女性出走的故事理想化得过于美好。埃莱娜·费兰特的《我的天才女友》中的女主角通过读书离开了家乡，进入了知识分子的圈子。莉拉虽然没有离开，但也用智慧与男权抗争。而埃德娜·奥布莱恩的《出走》三部曲中，两位爱尔兰女孩逃离乡村，但结局并不如人意，一个在爱情中迷失，另一个嫁人后依然未能挣脱束缚。虚构中的出走可能令人憧憬，但现实中的女性，在走出去之后面对的挑战远比电影中的情节复杂得多。
不仅如此，现实中女性出走背后也充满了资本的影子。“她经济”如今风靡一时，许多资本看到了女性出走故事带来的流量，开始将这些故事变现。苏敏阿姨火了之后，她开始出书、做直播；房主任的脱口秀也吸引了大量的观众，而傅首尔接了大量综艺节目，这背后无不离不开资本的推动。然而，当这些女性尝试通过自己的经历谋生时，舆论却发生了变化。为何她们用自己的故事赚钱被批评为“吃红利”？反而是资本通过她们的故事赚取利益时，大家没有提出质疑。
福柯曾提到“规训权力”，这时的情形正体现了这一概念。最初，大家同情她们，把她们看作“可怜人”，然而，当她们想要掌握话语权，自己谋生时，却面临着种种指责。资本的背后是把女性出走的叙事变成了商业工具。那些宣扬“支持独立女性”的品牌，往往也隐藏着对女性员工的剥削。
从刘小样的“我宁可痛苦，不要麻木”到今天，二十多年过去了，女性出走的形式变了，从偷偷离家到公开表达，但她们仍然面临着相似的困境。社会似乎只允许她们“温顺地离开”，而不允许她们“靠自己获利”。如今，大家似乎总是关注她们的“错”，却忽视了背后那些深层的阻碍。真正的出走，应该是女性能够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自由选择自己的人生，而不是被迫面对无尽的指责和阻碍。希望未来，当女性决定为自己活时，能够不再被视为挑战者，而是真正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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