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在幻想一种乌托邦，那里有一切我们想要的东西：无尽的连接、取之不尽的商品、永远不缺的陪伴。但在这个看似完美的现代社会里，我们是否正在付出某种隐形的代价？
坐在棕榈泉的晨光里，阿曼达·塞弗里德给出了她的答案。
这位好莱坞工业体系下的宠儿，在这个造梦工厂摸爬滚打多年后，不仅没有沉溺其中，反而表现出一种罕见的清醒。
她直言不讳地告诉媒体，我们正在失去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权。
隐私没了，自主权也没了，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交出了选择的权利。但她话锋一转，眼神里透着股韧劲：我们依然有能力为自己激起一些浪花。
听这位业内翘楚侃侃而谈，让人感到一种奇异的宽慰。
毕竟，她是那个在《贱女孩》里演活了笨美人的金发姑娘，是《妈妈咪呀！》里在地中海阳光下奔跑的快乐精灵，也是《悲惨世界》里纯洁无瑕的珂赛特。
甚至在《辍学生》里，她精准拿捏了伊丽莎白·霍姆斯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野心。这些角色让她在以娱乐为中心的美国站稳了脚跟，但现在的她，似乎正在寻找一种更深层的表达。
最近，塞弗里德在新片《安·李的遗嘱》中，通过18世纪宗教领袖安·李的视角，重新审视了个体情感的力量。
这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史诗，讲述了美国震颤教创始人安·李的一生。导演将事实记录、口头传说和神话编织在一起，而塞弗里德则成了这一切的载体。
电影里的安·李，经历了一段令人窒息的痛苦人生。在曼彻斯特严苛的宗教统治下，她忍受着不幸的婚姻，眼睁睁看着四个未满周岁的孩子接连夭折。这种极致的痛苦将她推向了另一种极端——她在宗教监禁期间绝食抗议，并在极度的饥饿与孤独中见到了上帝的幻象。
在那场戏里，塞弗里德仿佛真的漂浮了起来，镜头紧贴着她苍白的脸，捕捉着她粗重的呼吸，观众甚至能感觉到她前臂上竖起的细软绒毛。
这种表演不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一种献祭。
塞弗里德形容自己就像一个“容器”。
剧本的核心已经在那儿了，导演的愿景也在那儿了，她所要做的，就是飞进去，将自己附着在那个核心上，成为那只执行意志的手臂。这种说法听起来谦卑得近乎虔诚，就像片中的震颤教徒一样，在夏日的炎热中，在动荡的时代里，通过集体狂舞来寻求救赎。
有趣的是，震颤教徒主张绝对的禁欲，认为肉体滋生罪孽，唯有歌唱和舞蹈能带来宽恕。
当媒体问塞弗里德，用舞蹈代替性作为连接上帝的手段是否难以想象时，她大笑着反驳。她说，这就像现代人去夜店、去参加锐舞派对一样，那种在律动中将自己完全占据的共享体验，能让人敞开心扉，连接到某种更宏大的东西。
这种对“连接”的理解，也延伸到了她对宗教的看法。
虽然她本人并不信教，但她一针见血地指出：宗教的关键不在于你的上帝是谁，而在于你的社区是谁。她同时也警惕地提醒，许多规则往往是为了保护领袖而非信众，这在当下的社会结构中依然适用。
这种对权力结构的思考，也体现在她主演的另一部新片《家弑服务》中。
无论是通过禁欲获得权力的宗教领袖，还是通过手段复仇的妻子，观众似乎总是渴望看到女性主角夺回控制权的故事。
塞弗里德认为，这不仅仅是娱乐消遣，更是关于人们寻找内心力量、重新在世界上划定自己生存空间的渴望。
而对于现实中的阿曼达·塞弗里德来说，她的生存空间在纽约州北部的一个农场里。
去年12月，她迎来了自己的40岁。她选择住在农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为了屏蔽噪音。
在那里，她可以决定自己的一天怎么过，见什么人，被什么环境包围。
这或许才是成年人世界里真正的乌托邦，它不建立在便利之上，而建立在选择之上。
在这纷繁嘈杂的世界里，塞弗里德选择了一种“控制输入”的生活方式。当她真正开始关照自己，问自己亏欠了自己什么的时候，她不仅获得了自由，也积蓄了回馈世界的力量。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