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婷，这位被誉为小赵雅芝的年轻演员，二十六岁便走完了她悲惨的一生。她临终前的照片令人心碎：手臂瘦如枯枝，背部布满紫黑色的拔罐印记，皮肤大面积溃烂，气息奄奄。这样的情形，显得如此触目惊心。她的死，并非突如其来的绝症，而是长年累月的家人慢性谋杀。父母重男轻女，为了生儿子，连生了六个女儿；她的演艺收入成了买房装修的资金，甚至让她住进了甲醛超标的房子，最终诱发了癌症。确诊后，父母不仅拒绝让她接受化疗，还逼她相信那些神棍的偏方。这背后，究竟是亲情的温暖，还是榨取她一切的无情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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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婷于2016年9月7日去世，死因是T细胞淋巴瘤。这个病本应尽早开始规范治疗，通过控制病情，逐步调整方案，然而她的父母做出了让医生无法理解的选择——放弃化疗。父母的理由是化疗太痛苦，花钱也不一定有效，可这一决定却让她错过了宝贵的治疗时机。之后，家人带她去寻求民间神医的帮助，接受了种种没有科学依据的治疗，比如放血、拔罐等，甚至被要求实行极端饮食法，像饥饿疗法，不让她吃肉和甜食。这些不明智的举措不仅没有帮助她治愈癌症，反而加剧了她的营养流失，免疫力崩溃。几个月内，她的体重急剧下降，皮肤开始出现严重感染和溃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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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依然在她的身体里肆虐，免疫系统遭到摧残，细菌入侵，炎症失控。当她开始发高烧，伤口开始渗液，意识逐渐模糊时，家人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将她送回医院。然而，此时的她已进入重症监护室，肺部感染严重，皮肤坏死，器官衰竭，所有的治疗措施也无法扭转局面，最终她还是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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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人痛心的是，徐婷的死亡本可以避免。在疾病最初的阶段，正确的治疗方法本能将病情控制住，但因为父母的错误选择，她最终错失了生还的机会。她的死，不仅仅是癌症的结果，更是来自那份愚昧的省钱哲学和盲目迷信的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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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婷的悲剧并非偶然，她一生从小就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负担。她出生在安徽芜湖的一个农村家庭，父母重男轻女，而她恰好是第三个女儿。为了生个儿子，父母一胎接一胎，最终才等来那个被视为宝贝的儿子。家里孩子多，钱少，谁能挣钱就得肩负责任，徐婷从小便明白：只有有用才会被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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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徐婷身上只有300块钱，孤身一人前往北京。刚开始，她住在地下室，没钱吃饭时就靠泡面度日，甚至一碗分成两顿吃。为了省路费，她能走好几公里去参加试镜。经过几年的拼搏，她在演艺圈逐渐站稳脚跟，从跑龙套到配角，最终和一些大牌演员同组拍戏。然而，她从未停歇。五年间，她接了将近60部戏，几乎每个月换一个剧组，工作强度之大让她的身体逐渐崩溃。但她没有停下来，因为背后还有一大家子需要她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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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的父亲背负着赌债，生意亏损需要她补偿，弟弟的学费和生活费，姐姐妹妹的婚礼嫁妆和红包，都要她来承担。她的片酬一到账，便迅速转交给家里，她几乎没有为自己花过一分钱，甚至在微博里说过，几年来她没买过像样的衣服，也没有出去旅行。2015年，她将积蓄拿出来为父母在老家买了一套大房子，然而房子装修时甲醛超标，全家搬进去后都出现了咳嗽、头晕等不适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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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徐婷本就长期熬夜工作，免疫力早已下降，在甲醛和过度劳累的双重打击下，身体彻底崩溃，最终被诊断为淋巴瘤。她拼命工作想改善家人的生活，却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逼到崩溃的边缘。她为家庭换来的新房子，最终却成了她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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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婷的悲剧不仅是她个人的遭遇，更是许多重男轻女家庭的缩影。在这样的家庭中，女儿常常被视作能换钱的资源。父母处于出资方的角色，女儿则被认为是责任人，她的一生似乎注定要为家庭无休止地提供资源。从读书、工作到结婚、照顾弟弟，女儿的一生几乎成了无限期的责任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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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婷挣钱时，家人对她的态度表面上是关心，但实质上却是期待她不断输送片酬。一旦她停下来，就会遭到指责，称她不孝或不顾家。她知道这种不公平，但从小被灌输的观念让她无法反抗，逐渐将这些不合理的要求内化为自己的责任。最终，当她患病，需要大额治疗费用时，她在家庭中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不再是能创造现金流的人，而成了需要投入的大窟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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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所谓的止损措施便出现了：嫌化疗贵，嫌化疗风险大，便选择走偏方。她的父母用化疗太痛苦饿死癌细胞这样的说法为选择偏方找借口。并非完全没有感情，而是因为在他们的价值排序中，女儿的生命常常排不过房子的装修、弟弟的学费等其他开支。这种家庭模式和许多扶弟魔的故事类似，表面上是亲情，背地里却是无尽的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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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心酸的是，徐婷几乎没有机会反抗。她的身体和金钱都被榨干，甚至在她去世后，家里仍然想借她的热度做直播，遗产如何分配，甚至传闻她临终时握着器官捐献协议。虽然这些说法真假难辨，但这一现象本身反映了社会对这类家庭结构的恐惧：活着被当作工具，死后依然可能被消费。那种从小被孝道捆绑的心理枷锁，才是杀死徐婷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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