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题材话剧《吴越长歌》在热播电视剧《太平年》之后亮相舞台，追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钱氏王朝基业的初创与奠基，诠释了吴越国立国精神的源头与内核，亦为我们透彻理解《太平年》终章中恢弘而悲壮的结局，提供了一段不可或缺的精神前史。
《吴越长歌》的叙事焦点在于“开创”与“奠基”。它通过再现立国之初的艰难抉择与治理原则的奠定，回答了“吴越国从何而来”以及“其立国之本为何”的核心问题。该剧的戏剧张力与思想内核，紧紧围绕吴越国奠基人钱镠“保境安民”与“善事中国”的政治抉择展开。这一抉择在剧中并非一蹴而就的口号，而是经历了血与火的淬炼、谋士的诘问与个人情感的挣扎，最终升华为奠定百年国运的基石。编剧夏强以史诗传记的笔法，通过“定策、治吏、修堤、纳谏”等核心情节，勾勒了钱镠确立国策、纳谏罗隐、治理西湖、修筑海塘等关键历史瞬间。
剧中，钱镠在贯休的启发与罗隐的砥砺下，痛定思痛，彻底否定了“饮马长江，剑指中原”的霸业迷梦，转而确立了“广开言路、招贤纳士，休兵重农、保境安民”的治理方针。这一过程被刻画得极为细腻且充满人性力量：从序幕中面对空置龙椅的象征性沉思，到与狂士罗隐激烈论辩后“要做百姓心中的好官”的朴素觉悟，再到为整饬吏治、安抚民心而不得不挥泪下令处决贪腐挚友丁畅时在“法”与“情”、“国”与“私”之间撕裂的痛苦与决绝。这些充满张力的时刻，最终凝聚为“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的祖宗家训。
在语言艺术的层面上，《吴越长歌》展现了两种富于表现力的形式。
其一，充满思辨张力的“思想对话”，这主要体现在以“辩论”与“独白”作为核心思想载体的精妙运用。剧中多处关键转折依赖于充满机锋的人物对话，尤其是钱镠与谋士们的论辩。这些对话不仅是情节推进器，也是不同治国理念的直接碰撞。而钱镠那些大段的、充满内心风暴的独白，则直接剖开了这位开创者灵魂深处的恐惧、责任与智慧，将历史人物的内心戏外化为震撼人心的戏剧高潮。如面对儿子钱元瓘激愤请战时，钱镠关于“忍”的肺腑之言——“我这里的忍，是保命的忍，是暗中等待的忍……是忍，让我成了越王成了吴王成了吴越王！……我害怕啊，害怕有一天我受不了了……我的吴越国民啊，他们该怎么办！”这段独白不仅仅是君主清醒的理性政见，亦是一个乱世英雄深入骨髓的政治哲学与生存智慧，是为一方生灵在夹缝中寻得的唯一生路。
其二，承载历史意蕴的“诗化意象”，编剧化用贯休、罗隐及钱镠本人的诗作，将古典诗词有机熔铸于戏剧肌理，赋予全剧以凝练典雅的诗化品格与深沉的历史意境。例如，贯休初见钱镠时所献的著名诗句“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不仅作为烘托钱镠威望与气势的台词出现，亦在后续剧情中被反复征引和解读。当钱镠在罗隐的谏言下决意放弃称帝野心时，这“十四州”的疆域从雄心壮志的象征转变为一份需要守护的具体责任。诗的意象由此参与了戏剧叙事，成为人物心境与政治抉择变迁的微妙注脚。而钱镠本人所作质朴深情的《巡衣锦军制还乡歌》，在剧中化为其面对父老乡亲时复杂心绪的流淌，展现了“钱王”威仪之下“钱婆留”的乡土本色与人性温度，使英雄形象更为丰满立体。这种诗化语言的运用，极大增强了戏剧语言的历史质感与文化底蕴，使全剧在历史叙事与人性叙事之上，构建起一个充满象征与意蕴的审美空间。
在历史人物的塑造上，《吴越长歌》将钱镠还原为一个多维、鲜活且充满温度的开拓者形象。演员魏鹏的表演精准地把握了钱镠这一角色的复杂性：他既是战场上勇猛果决的“钱王”，也是乡情宴上怀念旧部、真情流露的“钱婆留”；他既有“一剑霜寒十四州”的霸者之气，也有将西湖视作“杭州之目”加以悉心呵护的治理柔情与长远眼光。尤为重要的是，该剧通过钱镠与罗隐的君臣相得、挥泪斩挚友的执法如山、以及反复申明“善事中国”祖训的家风传承等关键关系与情节，生动构建了其“重贤、守法、安民、事大”的执政伦理与价值体系。这为理解吴越国的精神源头提供了血肉丰满的人格化身。
从舞台艺术的角度审视，《吴越长歌》充分展现了话剧这一媒介的独特魅力与表现力，主要体现为对舞台假定性与象征性的高超运用，赋予历史叙事以强烈的“史诗感”与“起源性”。主创团队并未追求对历史场景的写实复现，而是通过高度凝练、写意传神的艺术手法，将复杂的历史进程提炼为鲜明的意象、激烈的冲突与象征性动作，以高度浓缩的戏剧场景，构建起一个充满思辨张力的叙事空间。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钱王射潮”这一传奇场面的处理。舞台上并未出现真实的钱塘大潮，取而代之的是激越昂扬的鼓乐、具有压迫感的聚焦灯光、演员充满原始张力的形体表演与呐喊，以及群体仪式化的舞蹈。这一高度凝练的诗性仪式，将人与自然抗争的磅礴意志凝结为超越史实的精神象征，从而赋予“钱王射潮”这一典故以神话乃至史诗的恢弘品格。
同样，剧中反复出现的空置龙椅、熠熠生辉的“金书铁券”、钱镠用于警醒自己的圆木枕与粉盘等道具，都超越了其简单的实物功能，升华为承载权力、信诺、勤政、戒惧等厚重历史意义的戏剧符号。这种写意的舞台美学，成功构建了关于“起源”的精神图景，继而再现了秩序与原则得以确立的史诗瞬间。
《吴越长歌》通过扎实的史剧叙事、思辨与诗意交融的语言、立体的人物塑造，以及写意象征的舞台美学，完成了对钱镠及其时代精神的艺术重塑。它既是一部展现吴越立国之路的舞台史诗，也是对“保境安民、善事中国”这一历史智慧深刻而鲜活的美学诠释。正是通过这种史诗的格局与诗性的艺术力量，该剧让一段王朝发端史，升华为一种关于治国智慧、民本精神与历史抉择的、具有普遍共鸣感的现代回响，并为我们清晰地揭示了后世所追寻的“太平”图景，源于一种深刻的精神抉择与务实的历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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