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台湾抗日志士后代郑岚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他受邀参加纪念展览、出席座谈会，并讲述祖辈的抗战往事。尽管满头银发，但他的目光坚毅，谈吐铿锵。
“只要还有人愿意听，我就会讲下去。”郑岚轻抚着一张泛黄的全家福照片，声音低缓却坚定地说起父亲郑坚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我这个抗战老兵还等着听到祖国统一的一声春雷。”
这一声“春雷”承载着三代台胞的家国记忆与民族情怀。从爷爷郑约在抗战时期奔赴大陆投身抗日救亡洪流，到父亲郑坚加入台湾义勇队亲历台湾光复，再到如今郑岚用自身的讲述传递记忆与信仰，这个家庭始终与祖国紧密相连、休戚与共，深刻诠释了“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郑约与挚友谢真、张水民决定以死相搏，潜入厦门鼓浪屿向日本领事馆投掷炸弹抗议日本侵华。炸弹藏在年糕下面，由谢真夫人提篮带入，躲过军警检查登上了船。所投炸弹虽然威力不大，但引起现场一片混乱，起到强烈震慑作用。郑约早年参加了“台湾文化协会”，反抗日本殖民统治。1930年因街头演讲被通缉逃亡到大陆，改名郑约，号抱一，意指“抱定台湾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国家必将统一的信念”。
1942年，郑约加入台湾义勇队，投身抗战十几年内，他是街头高喊抗日救国的带头人，是夜潜敌区的情报员，还是台湾义勇队闽南通讯处主任（中校军衔）。他曾两次偷渡厦门，藏在下水道、涵洞中长达数日，只为掌握日伪军情。他深知自己九死一生，因此留下绝笔信，告诉家人如何脱身。“为了不让家人担忧，他特意在信封上注明‘三天后才能拆开’，然后悄然离家。家人看过信件后，个个泪流不止。”郑岚回忆道。
台湾义勇队队员臂章上仅有“复疆”两个字，即为光复中国固有领土台湾而战斗。这是千千万万台湾同胞的共同心愿。抗战时期，超过5万名台湾同胞来到大陆投身抗日救亡洪流，不少人为国捐躯，用生命诠释了身为中国人的气节和尊严。
1945年，在郑约的影响下，郑岚的父亲郑坚刚满18岁时也加入了台湾义勇队。同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郑坚随台湾义勇队副总队长张士德上校先遣返台，成为第一批从福建奉命返台的义勇队队员。他们在台北街头升起了第一面国旗，那一刻，台湾街头巷尾掌声雷动，许多台胞热泪盈眶，久被压抑的家国情怀喷薄而出。
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到同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在台北举行，中间有70天的权力真空期，台湾义勇队在这段过渡期承担了重要职责：看管日本遗留财产、维持社会治安、安抚民心。队员们都是台湾人，既熟悉故土又参加过抗战，回到台湾后受到民众高度信任。
1947年，郑坚被保送进厦门大学。带着台湾光复的喜悦和读书报国的热情，他再次踏上大陆。没想到此行与家乡一别就是30多年。1949年寒假期间，地下党组织鼓励共产党员上山下乡参加武装斗争，他再次投笔从戎，毅然脱下学生装换上农民服，从厦门潜入安溪、永春一带山区，开辟新的游击区。从加入义勇队到参加解放军，再到1974年调任“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副总编辑，郑坚一生三次穿上军装。去年，98岁的郑坚弥留之际，留下最后一句话：“我这个抗战老兵还等着听到祖国统一的一声春雷！”
20世纪80年代初，福建省台联刚刚创办，郑岚在父亲郑坚的影响下入职省台联，走上了从事对台工作的道路。那个年代的两岸交流，很多时候要靠心意。1982年，福建省台联发起一项名为“鸽子·鸽子回家吧”的活动，通过福州市信鸽协会寻找飞失的台湾信鸽，在它们脚上套上写有“福建省台联向台湾同胞问好”的脚环，然后由平潭渔民在海边或出海时放飞，让信鸽把乡情和祝福带到海峡彼岸。
退休后，郑岚担任福建省闽粤赣边区革命史研究会副会长，继续挖掘和讲述那段硝烟中的红色历史。他说，福建老区人民在抗战时期曾向主战场输送2400多名新四军战士，“这是两岸同胞并肩抗日的又一印证”。
80年足以让记忆模糊，却无法让血脉断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将10月25日设立为台湾光复纪念日。消息一出，郑岚感慨万千：“这是台湾属于中国在法理层面的重要一环，也让我们这些台湾抗日志士后代心中更加踏实。”
那天，郑岚轻轻捧起家中那张全家福照片，眼神温柔却坚定。“爷爷和父亲的一生，是台胞同仇敌忾抗日、渴望两岸统一的一个缩影。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祖国完全统一。”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