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公火爆缩编却开始了 稳定与缩减的博弈。在世俗意义上，一份好工作的标准有很多，其中“高度确定性”始终占据重要位置。公务员、医生、教师等事业单位和国企职员的工作，因其稳定性和未来的福利保障，对每一代中国人都极具吸引力。尤其是在当前，“稳定”的吸引力还在不断增强。例如，2025年至2026年间，国考人数从157.6万增至371.8万，增速达235.9%；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98∶1，竞争激烈程度可见一斑。
然而，这种稳定性也面临着挑战。2026年，国考计划招录人数同比减少1602人，是七年来首次下调。随着学龄人口的减少，全国多地纷纷探索中小学教师编制改革，个别地方甚至发文称将“锁死编制总量”，逐步缩减编外教师名额。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是地方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基层政府财政普遍存在的流动性短缺问题已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在2025年12月举办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首次提出要“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兜牢基层‘三保’底线”。
所谓“三保”，即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当前地方财政的收支矛盾在于，收入端房地产相关税收收入和卖地收入大幅下滑，而“三保”支出占比依然较高，部分乡镇甚至区一级面临拖欠人员工资的困境。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指出，对于地方财政，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恐怕不会再做加法，只会做减法。因此，未来在人员调整上需要有较大推进。
这一切都离不开财政供养问题。近期，张军与同事发表的一项经济学研究，在政界、学界和媒体中走红，首次勾勒出这一问题的答案轮廓。该研究提供了可供分析和讨论的事实基础，且较为可靠、定义清晰，估算透明。论文发表于2025年7月的《经济学（季刊）》，由张军与同学院刘志阔教授、马欣榕博士生共同撰写，并于同年年底在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举办主题研讨。
这篇论文在过去半年间收获了远超学界的影响力，引起了媒体报道、政府回应和社会广泛讨论。研究团队基于两大基本原则：所有数据来源于官方口径，选取自《中国会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所有估算和指标界定公开透明，完整披露计算步骤，保证研究结果可验证。他们发现，近年来我国财政供养人员总体规模仍呈上升趋势，2026年已达6846万人。
围绕财政供养人员派生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财政供养率”，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财政供养人数的数量占常住人口之比。2004年，我国的财政供养率为4.01%，2026年上升至4.85%，在职供养人员占就业人数的比重上升到了5.54%。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就业人员集中在机关事业单位，由财政资金支付薪酬。
刘志阔分析发现，近年来在职的财政供养人员呈下降趋势，但离退休人员的持续扩大成为总量上升的主要来源。这导致了一种“结构性短缺”。宏观层面表现为财政供养人数上升、公共财政承压，具体到实际工作中则面临“百家推门要编制”的局面。政府部门的责任和职能越发扩张，编制却被严格控制，促使机关和事业单位在核定编制之外自行聘用“编外”人员。2004年，中国仅有215万编外在职人员，2018年上升至442万，增幅超过一倍。虽然不占用编制，但实际上由财政供养，编外人员的膨胀同样会加剧地方财政的支出压力。
纵向层级结构上看，我国财政供养人员的分布呈典型的金字塔状，越往基层，财政供养人员的规模越庞大。横向空间分布结构上看，地级市供养率呈现出明显“西高东低”的不平衡特征，这与我国人口规模“东多西少”的分布特征恰好相反。研究团队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各地行政事业单位编制约束刚性，地方财政预算安排存在较强惯性，导致财政供养人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配置相对固定。
这种结构性错配导致了两难的局面。对于人口净流入地区，由于人员编制紧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不得不去扩张编外人员规模。而对于人口净流出地区，财政供养率失衡状况更加严峻。刘志阔强调，对财政供养人员的研究不仅要关心总量，还要关注其内部结构，特别是职业类型。例如，随着出生率下降，教师职业的扩张速度可能会下降，那么其空间分布是否需要更优的安排？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社会对医护人员的需求可能会迅速上升，那么这一职业在财政供养人员中的配比又该如何调整？
国家财政所供养的人口规模是否有一个“合理区间”或“最优区间”？这与国家体制、政府的组织方式有很大关系。张军观察到，政府的事权在扩大，工作越来越忙。未来如果要对财政供养人员规模进行改革和调整，直接路径就是减少一部分政府事务。上海市各级政府正在通过市场购买服务的办法，解决一部分工作需求。张军认为，大多数地方政府都应该沿着这个方向走，可以扩大中国市场的服务业供给，有利于增加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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