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佐八郎：
从岛根少年到医学巨匠
秦佐八郎（Sahachiro Hata）是日本近代重要的细菌学家、药理学家，以在化学药物与传染病防治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而闻名，尤其在梅毒治疗药物研发中地位关键。他的核心成就集中于与德国科学家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的合作。二十世纪初，两人共同开展“魔法子弹”（化学治疗药物）的研究，历经数百次实验，最后成功筛选出编号“606”的含砷有机化合物。这是人类历史上首个能有效治疗梅毒的抗菌化学药物（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抗生素），开创了抗微生物感染的化学疗法先河。此后，化学疗法逐渐成为医学研究的重要方向，科学家们开始探索利用化学物质治疗传染病以外的其他疾病，包括对癌症的治疗。在20世纪40年代后，随着青霉素等抗生素的普及，606 因其较大的副作用逐渐退出临床应用，但它在医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不可磨灭。
此外，秦佐八郎还协助恩师北里柴三郎（Shibasaburo Kitasato）对破伤风抗毒素、白喉抗毒素的制备与应用进行研究，通过系统实验优化了抗毒素的提取与纯化工艺，提高了其安全性与疗效，使这些血清制剂得以在日本实现标准化生产与临床推广。同时，秦佐八郎对日本细菌学教育体系的构建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他致力于建立系统的微生物学课程与实验规范，培养了一大批具备扎实理论基础与实践能力的微生物学专业人才。这些人才日后分散于研究机构、卫生部门与制药企业，成为推动日本传染病防治与药物研发的中坚力量。他的“病原体研究要与临床应用相结合”的理念，深深影响了日本近代医学的发展路径。
日本近代微生物学家、药理学家秦佐八郎
秦佐八郎于1873年3月23日出生在日本岛根县美浓郡都茂村（今益田市）的一个普通农家，是家中的第八个孩子。他的童年正值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变革。
秦佐八郎从小就对大自然充满了好奇心，喜欢在山林间奔跑，观察各种动植物。他的家乡都茂村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四周被群山环绕，溪流纵横。他常常独自一人深入山林，观察植物的生长、昆虫的习性，对各种自然现象充满了兴趣。这种对自然的热爱和探索精神，为他日后的医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秦佐八郎小时候在当地的私塾“新德教社”学习英语。这所私塾是当地较为开明的教育机构，注重西方文化的传授。在这里，他接触到了英语这门新的语言，也学习了一些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他对英语的学习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为他日后赴海外深造埋下了伏笔。学习之余，秦佐八郎的童年也充满了乐趣和自由。他喜欢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玩耍，在山间捉迷藏，在小溪中捕鱼。童年的这些经历，培养了他勇敢、坚毅的性格，也让他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感情。
日本（1999）：日本岛根县风光。秦佐八郎在家乡岛根县的童年是快乐而充实的，他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成长，对生命的奥秘充满了好奇，也在私塾中接受了良好的启蒙教育。这些经历，为他日后成为一位杰出的医学家奠定了基础。
青年时期，秦佐八郎的医学启蒙是从私立冈山药学校开始的。1891年，他从这所学校毕业，考进了冈山第三高等学校医学部（冈山医科大学前身）。1895年，他在这里完成学业，拿到了医学相关文凭。
毕业后，秦佐八郎先在东京近卫师团服了一段时间兵役，期间他并未放下医学书本，一有空就钻进营房图书室，反复阅读随身携带的《病理学》和《细菌学》等书籍。1897年冬，他退役来到冈山县立医院，任助理医师。医院设施简陋，病房没有值班铃，他就把铺盖搬进走廊尽头的小储物间，夜里每隔两小时就举灯巡房一次。为了看清患儿喉头水肿的情况，他把自制的小镜子放在蜡烛上烤热，再借光探查；镜面起了雾，就用袖口擦擦继续观察。他这份对医学的认真和专注、对患者的关爱和负责，被前来考察地方医疗状况的北里柴三郎看在眼里。这位“半夜举灯的年轻人”对医学的热爱，深深打动了北里柴三郎。
日本（2003）：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这位“日本近代医学之父”是秦佐八郎的贵人，正是他将秦佐八郎招入内务省传染病研究所并派往德国深造，为其后与埃尔利希合作，共同研发出梅毒特效药606铺平了道路。
北里柴三郎特别看重秦佐八郎对病人的认真负责，以及做事连细节都不放过的严谨作风。在北里柴三郎的推荐下，秦佐八郎于1898年进入内务省传染病研究所，成为北里柴三郎的弟子。北里柴三郎对秦佐八郎这个学生特别严格，要求他“当天的实验记录必须当天完成，要是有一页涂改了，整份记录都得重新写过”。就是这样的严格要求，让“严谨”这两个字深深刻在了秦佐八郎的心中。1901年，北里柴三郎推荐秦佐八郎担任研究所第一助理，并给他配了专属的实验室和助手，让他牵头带领一个实验小组，专门研究鼠疫。秦佐八郎不负众望，领导实验小组有效开展研究工作，发表了12篇关于鼠疫预防的论文，与同僚柴三五郎共同撰写了《鼠疫防治法》一书，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绩。
北里柴三郎心中清楚，秦佐八郎潜力巨大，得给他更广阔的舞台才能充分发挥其才华。1907年春，北里柴三郎提笔给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写了一封信，信里详说了秦佐八郎在血清研究领域的成果，还在信中特别指出：“为了观察一滴血清的溶菌曲线，他可以连续工作三天三夜；为了追踪一例疑似病人的转归，他能徒步二十多里前往病人家中察看。他的严谨与热忱，是我三十年教学生涯中难得一见的。”在北里柴三郎的推荐下，秦佐八郎远渡重洋来到柏林进入科赫研究所，在德国免疫学家奥古斯特·保罗·冯·华赛尔曼（August Paul von Wassermann）教授的指导下从事免疫学研究。在科赫研究所浓厚的科研氛围中，秦佐八郎把东亚医学经验与德意志精密仪器熔于一炉，为随之而来的抗梅毒制剂606的问世埋下了第一块基石。
吉布提（1982）：德国细菌学家科赫及其发现的结核杆菌。得益于北里柴三郎的推荐，秦佐八郎获得了进入柏林科赫研究所深造的机会。在那里，他将来自东方的宝贵经验与德国先进的实验技术相结合，为后来参与研制抗梅毒神药606奠定了基础。
1908年春，北里柴三郎再次提笔，把秦佐八郎推荐给法兰克福埃尔利希研究所的砷剂权威埃尔利希。当秦佐八郎前来报到时，埃尔利希并没有过多寒暄，而是直接把他领到实验室最显眼的一排试管架前。试管架上编号从1到100的一百支玻璃试管，像列队的士兵，静静地看着这位来自东方的新人。
“年轻人，”埃尔利希指着试管，声音不高却带着命令意味，“给它们各写一份‘履历’，越详细越好。”
秦佐八郎点点头，当晚便支起台灯，把一百支试管中的一百个化合物挨个“过堂”。他先翻看实验记录，抄下合成路线；再查溶解度、pH值、颜色变化；最后把兔子、小鼠的毒性数据、最大耐受量写成一行行小字。灯光下，他的笔尖沙沙作响，仿佛在给每一支试管颁发一张“身份证”。六天六夜，除了短暂打了几个盹，他一刻不停地工作着。到后来，他眼睛酸痛模糊，便用冷水洗个脸湿润一下双眼，立即又干了起来；右手酸胀得发抖，就用左手托着右肘继续书写。第七天清晨，埃尔利希推门进来，随手抽出几张卡片扫视片刻，掏出钢笔“唰唰”写下“很好”，然后抬头对这位东方助手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几内亚比绍（2009）：19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德国免疫学家埃尔利希，票图呈现其头像及受体侧链学说示意图：受体与毒性抗原结合，中和毒素。秦佐八郎幸得其指点，终合成抗梅毒“魔法子弹”606
1905年，德国微生物学家弗里茨·绍丁（Fritz Schaudinn）和埃里希·霍夫曼（Erich Hoffmann）发现梅毒的致病原因是梅毒螺旋体，霍夫曼建议埃尔利希试用砷剂治疗梅毒。当时埃尔利希正忙于对锥虫病的研究，无暇顾及梅毒的研究。而今秦佐八郎的加入，令埃尔利希有了研究助手，遂强化了梅毒攻关小组，秦佐八郎成为其核心成员。秦佐八郎果然不负所望，很快就探索出一种可以使兔子感染梅毒的实验方法。在埃尔利希的指导下，他开始对过去几年中实验室合成的砷化合物逐一进行验证，看其是否具有抑制或杀灭梅毒螺旋体的作用。
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秦佐八郎把日子过成了钟摆。每天清晨7点半，他准时推开实验室的木门；夜里11点，带着一身醚味和实验动物的腥味离开，风雨无阻。然而，前面的605次实验均以失败告终。每一次，当耳缘静脉里的药液刚走完半个循环，实验兔便痉挛着蹬直后腿咽了气，秦佐八郎就忍不住低头叹气。埃尔利希为了给他鼓气，把他拉到黑板前，用粉笔画出一条微微波动的“治疗指数曲线”，停留在了605处。埃尔利希用烟头点着605的节点，拍着秦佐八郎的肩膀说：“看，它正准备往上走呢，明天第606节车厢或许就能载着我们上去了。”
老照片：埃尔利希与秦佐八郎在实验室里聚精会神地分析实验记录
1909年6月，秦佐八郎把新合成的二氨基二氧偶砷苯（又名胂凡纳明、撒尔佛散）注入贴着606号标签的试管，惊喜地发现这个砷剂在试管里能杀灭梅毒螺旋体。接下来，他给一只感染了梅毒的鸡注射，几天后鸡的梅毒症状消失了。又对鸡进行了几次实验后，他开始在感染梅毒的兔子身上试验606号砷剂。实验室里有两种梅毒感染的兔子模型，一种是眼部感染，属于轻症；另一种是阴囊感染，属于重症。他先给巩膜感染的兔子注射606号砷剂，效果很明显，兔子感染梅毒后变得浑浊的玻璃体很快就变得清澈了。然后，他给阴囊感染的兔子注射606号砷剂，几天后兔子血液中的梅毒螺旋体消失了，阴囊疮疡也在两周内愈合了。
埃尔利希闻此喜讯非常高兴，当晚就和秦佐八郎在实验室的试管架前拍了张合影，并提笔在照片背面写下一句话：“606＝人性，科学，希望。”因为是第606号制剂，所以撒尔佛散就被简称为“606”了。动物试验告捷后，在柏林莫阿比特医院皮肤科主任埃里希·阿尔特（Erich Alt）的支持下，研究转入临床观察阶段，共收治了50例患者，其中早期27、晚期23。606的用法很简单，静脉给药，剂量由0.1克缓升至0.3克，持续四周，直至“疮口愈合且血清转阴”。半年后统计，50人中46例痊愈，仅1例因药物过量而出现肝损伤。结果说明，606对梅毒患者拥有惊人的疗效。
1910年3月，德国内科学会年会在柏林大学礼堂召开。这个只有800个座位的礼堂，却挤进了1200多人，连过道都站满了人。埃尔利希让秦佐八郎上台，用15分钟时间介绍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报告刚一结束，现场就开始提问，共提出了37个问题，秦佐八郎用德语一一作答，思路清晰，对答如流，赢得了满堂喝彩。第二天，《柏林日报》在头版刊登报道，介绍抗梅毒新药606，使用了一个十分醒目的标题——《带着魔法子弹的亚洲人》。
尼日尔（1978）：19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埃尔利希，票图右侧为埃尔利希头像，左侧再现了他在实验室与助手秦佐八郎并肩工作的历史瞬间，既突出其个人成就，也象征国际合作在推动医学进步中的重要作用。
消息传回日本，北里柴三郎第一时间给秦佐八郎发贺电：“得知606成功，我比自己取得成果更欣慰。”北里柴三郎随即在东京疗养院组建“606日本评价组”，用首批进口药治疗22例晚期梅毒。结果发现东亚患者体重低，需将单次剂量从0.3 g降至0.2 g。北里柴三郎将结果写成14页长信寄回柏林，秦佐八郎据此改良出“水溶性撒尔佛散钠盐”。改良版606在日本的售价下降了百分之三十，疗程缩短了三分之一，《顺天堂医学》称之为“山阴青年点燃的国产曙光”。1912年7月12日，秦佐八郎被东京帝国大学授予医学博士学位。
秦佐八郎在化学疗法与免疫学领域点燃的星火，三度照亮了诺贝尔奖的殿堂——1911年获化学奖提名，1912、1913年又接连入围生理学或医学奖。尽管终因“砷剂毒性争议”等因素未摘桂冠，但连续三年获提名，足见其成就之大，无疑是历史对其贡献的铭记。
1915年，并肩探索的埃尔利希病逝。临终前，他将实验室钥匙与606原始配方郑重交予秦佐八郎，留下沉甸甸的叮嘱：“把药做得更安全，把名字写进病人的生命里。”
这幅作品定格了20世纪初的实验室场景：埃尔利希与秦佐八郎在实验室里全神贯注地工作着，光影凝固了“魔法子弹”606诞生的背景，象征着东西方科学智慧的交汇。在606发明之后不到一年时间里，它成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处方药。由于606 的副作用和毒性较大，随后两人又合作研制出了 606 的替代产品——914（新撒尔佛散），降低了砷的含量，减少了其副作用和毒性，上市后被称为“神药”。
1920年，当秦佐八郎带着科研荣光踏上故土时，他并未沉醉于过往的成就里，而是以开拓者的远见，在东京大学的学术沃土上播下新的种子——创立“化学疗法讲座”。他深知，真正的科学精神，从不只是闪耀的成果，更是藏在成果背后的坚守与磨砺。为了让学生读懂 “每一次科学突破都不是幸运的偶然，而是无数次失败铺就的必然”，他特意将每年3月23日（他的生日）这个与自己生命紧密相连的日子，定为“606 研究纪念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他不急于展示成功的荣光，而是让学生复刻605次失败与最终成功的第606次实验。
此后十余载，秦佐八郎始终以“606 精神”为圭臬，在化学疗法领域深耕不辍。他不仅全力协助恩师推行血清疗法，将科学的火种播撒向更广阔的天地，更把那份对科研的严谨、对失败的坦然、对真理的执着，化作无声的教诲，薪火相传。他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后辈的科研之路，为学界培育出一代又一代兼具专业素养与人文温度的英才。
1938年11月22日，这位将毕生心血都倾注于科学事业的医学巨擘，因肝癌在东京溘然长逝，享年65岁。他走得平静，却留下了震撼人心的遗愿：墓碑无需华丽，无需镌刻波澜壮阔的生平，无需书写彪炳史册的功绩。最终，一方朴素的灰白色石材上，只留下一行简洁却重逾千钧的铭文，让每一位后世访客驻足沉思：“606——提醒后世：第606次之前，都是黑暗。”
这行简短的文字，是对那段从无到有、屡败屡战的传奇科研历程的终极注解，更是一位科学家留给世界最厚重的箴言。它诉说着科学的艰辛，也饱含着人文的温暖。秦佐八郎从未忘记，今日科学殿堂里的每一束光亮，都曾穿越无数次失败筑起的漫漫长夜，凝聚着无数科研人永不言弃的坚守，才最终抵达世人眼前，照亮人类前行的道路。这份坚守与温暖，将永远在时光中流转，激励更多的人在追寻真理的路上，勇敢直面黑暗，静待光亮。
日本（1952）：东京大学创立75周年。秦佐八郎回到日本，在东京大学创立“化学疗法讲座”，每年3月23日，他让学生复刻605次失败与第606次成功，以此纪念永不言弃的科学精神。他如一盏不灭的明灯，照亮后辈的科研征途，不仅为学界培育出一代又一代兼具扎实专业素养与深厚人文温度的英才，更以毕生之力为日本医学的进步与发展筑牢了根基。
作者简介
王平，南京医科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华医学集邮研究会副会长。
编辑丨朱雅洁
审核丨夏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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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皮手术术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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