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厘清一个常见的历史迷思：
“直到工业革命前，中国一直领先西方。”
这句话被很多人理解为，我们在科技、经济、文化全方位碾压西方一千多年，只是最后一百年打了个盹，被西方人偷了塔。
但事实上，这种理解是偏颇的。
不是说我们祖上不阔，而是说“领先”这个词，在不同的评价体系里，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
如果比的是人口规模、粮食产量、或者是把一种成熟的农业文明玩出花的精细程度，那我们确实遥遥领先。
但如果比的是几何学、逻辑学，或者是为了解决生存危机而被迫点亮的“奇技淫巧”，那西方人可能从来就没在我们的赛道上跑过。
借着这个由头，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正是为什么工业革命这颗种子，偏偏在阴冷潮湿的英伦三岛发了芽，而不是在富庶的江南水乡？
通过对东西方文明底层逻辑的拆解，我们或许能理解“稳定”与“变革”之间的反向关系。
这也是不是就有现实意义了？
首先要来解释这个问题：
为什么古代中国对“机器”和“科学”总是提不起兴趣？
——这里的“机器”，是指能替代人力的规模化机械；而不是我们在古籍里看到的、用来给皇帝做玩具的指南车或者水运仪象台。
首先从现实需求（供需关系）上来考虑这件事。
我们常说“穷则思变”。在这个问题上，东西方面临的生存压力，和我们想象的截然不同。
古代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是人多地少。
从秦汉开始，我们就早早点开了“铁犁牛耕”这个农业科技树的大招。
先进的生产工具加上季风区充沛的雨热资源，养活了庞大的人口。到了清朝乾隆年间，人口更是爆炸式增长到了数亿。
这就带来了一个极为现实的经济账：人力太便宜了。
当一个地主想要多收几石粮食，他是会花大价钱去买一台经常坏、还需要专门伺候的机器，还是雇几个只要给口饭吃就能干到死的长工？
答案显而易见。
在人力资源极度“过剩”的社会里，任何试图替代人力的技术创新，不仅没有经济效益，甚至可能因为抢了流民的饭碗而引发社会动荡。
这也就是为什么黄宗智先生会说，在明清时期，因为人太便宜，连使用畜力都成了一种奢侈，这就是著名的“内卷化”（Involution）。
反观欧洲，情况恰恰相反。
不管是黑死病带走了三分之一的人口，还是长期的封建割据导致的人口流动受限，欧洲长期面临的问题是“人少命贵”。
特别是在英国，因为地理大发现带来的广阔海外市场，棉纺织品的需求量暴增。
一边是卖不完的货，一边是招不到的人。这就逼着那帮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不得不去捣鼓那些能“以一当十”的铁疙瘩。
所以，珍妮纺纱机不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被贪婪的市场需求硬生生逼出来的。
而如果以上只是用经济规律来做逻辑推演，那么我们还有基于地理与政治的第二层考虑：
大一统的“诅咒”与分裂的“红利”。
我们引以为傲的“大一统”，在维持社会稳定上居功至伟，但在科技试错上，却是一个巨大的减速带。
在中国，皇帝的意志就是天下的意志。如果皇帝喜欢书法，天下人都练字；如果皇帝觉得出海是浪费钱，那片帆板就不许下海。
当年郑和下西洋，那样的规模和技术，确实领先西方不知道多少年。
但仅仅因为朝廷觉得“费钱粮”且“无益于教化”，这支无敌舰队说拆就拆了，连图纸都烧了个精光。
而在欧洲，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那是一个碎片化的世界，几百个公国、城邦打成一锅粥。
在这个“养蛊”的罐子里，没有一个绝对的权威能说了算。
哥白尼在本地混不下去了，可以跑去邻国；这个国王不赞助哥伦布，隔壁女王可能为了抢地盘就掏了腰包。
这种长期的、高烈度的竞争，迫使欧洲的君主们对任何能提高战斗力、增加财富的新技术都充满了饥渴。
火药传到中国是用来做鞭炮敬神的，传到欧洲却变成了轰开城堡大门的利器。
就像现在的风投一样，欧洲是几百个天使投资人在撒网，总有一个能押中“工业革命”这个大宝藏。
而我们是一个超级CEO在掌舵，一旦他觉得风险太大不予立项，整个文明就与这次变革擦肩而过了。
而除了这两个原因，我们还有第三个方面的因素需要考虑：
“李约瑟之问”背后的思维差异。
很多人喜欢拿《永乐大典》或者四大发明来说事，证明我们祖上科技很牛。
但这里有一个概念需要厘清：技术（Technology）不等于科学（Science）。
我们古代的成就，更多是基于经验的总结。老农看云识天气，工匠凭手感烧瓷器，这叫技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而工业革命的底层代码，是牛顿的经典力学，是微积分，是古希腊传下来的形式逻辑和实证精神。
看看欧洲那些几百年前的大教堂穹顶，没有严密的几何学和力学计算，是盖不起来的。
这种对“抽象规律”的痴迷，对“万物背后数学原理”的探究，恰恰是我们文化基因里比较稀缺的。
我们的聪明人都在干什么？都在研究“人”。
两千年来，我们最顶尖的头脑都在琢磨科举、琢磨治国平天下、琢磨怎么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
这当然也是一种高超的智慧，但在点亮“蒸汽机”这棵科技树上，熟读《四书五经》确实不如推导一条物理公式管用。
看过这三个方面的论据以后，你是不是也觉得，工业革命没发生在中国，简直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文明就低人一等。
上帝没有制造一种绝对完善的好制度放在那里让人类发现，而只有一些有漏洞的工具包供人类酌情选取。
我们选择了超大规模的稳定性，就必然牺牲了突变的灵活性；我们选择了农业文明的温情脉脉，就必然错过了工业文明的铁血高歌。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西方人用枪炮打开了我们的国门，给我们上了一堂残酷的近代化大课。
这很痛，但也正是从那一刻起，这个古老的文明开始了痛苦而坚决的涅槃。
归根结底，工业革命是历史大逃杀的产物，欧洲人是被逼到了墙角才跳上了这趟列车。
而我们，虽然迟到了，但凭借着强大的大一统动员能力和完整的文明底蕴，一旦看清了方向，追赶的速度也是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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