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艳星堕落成情妇，大佬死后，沦为清洁工，如今瘦成纸片人(一代艳星羊仔广播剧)

在街角的便利店，玻璃窗上映出了一个身影，瘦弱得像被秋风吹弯的芦苇——那是郑艳丽。如今54岁的她正站在路旁等待下一班清洁车的到来。灯管发出微弱的闪烁声，不到十秒便过去了。她提着抹布上了车，司机年轻得几乎能称她为阿姨，但二十多年前，在香港的霓虹灯下，她却是男生宿舍墙上的海报女郎。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香港的电视圈正值新人辈出之时，TVB的一张报名表能吸引成百上千的少女涌向中环的天桥。18岁的郑艳丽穿着普通的牛仔裤走了进去。当她站在导演面前做自我介绍时，导演在便签上仅写下了两个字：“立体”。这一年，她获得了与曾江演父女的机会。业内评价简洁明了：镜头中她转身的侧脸，鼻梁的折线能够巧妙地折射光线，最适合用来拍特写镜头。在讲求画面效率的港剧黄金时代，这无疑是一种硬通货。

然而，硬通货并不总能保值。观众的口味突然发生了变化，风月片开始占据电影票房的主导地位，投资方只认性感符号。根据陈年数据，1990至1993年间，香港A级和II级影片的平均投资约为800万港币，而III级影片的投资不到300万，但其回报率却翻倍。资本跟随着数据流动，郑艳丽的戏路逐渐受到了挤压。转战电影圈后，她仍然未能找到一条稳固的道路。

1993年，她出演的《借种》在开拍前三天，合同上写着“部分裸露”，而导演在拍摄现场的一句“再脱一件”让她进退两难。灯光和收音设备已经搭好，拒绝就意味着要赔偿违约金。她犹豫了三秒，被副导演一摁，灯光亮起。那段镜头长达47秒，影片上映时冲印了6万底片，那一刻她的形象被永远定格。她最终拿到了20万港币的片酬，其中一半用来给母亲换了新房，另一半则放进防潮箱里。尽管心理阴影未曾消散，金钱的流动总能让人暂时忘记痛苦。

1997年，郑艳丽参加了一场台北的宴会。席间，黄任中56岁，而她23岁。宴会上摆放着红酒和麻将，气氛热烈而轻松。黄任中是台湾著名的富豪，郑艳丽则在寻求职业生涯的转型。社会学家指出，台湾九十年代的富豪圈中，“干女儿”这个词指的是一种半公开的养成关系，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资源的再分配。郑艳丽也曾把这段关系当作跳板。她在黄任中家中住了五年，媒体常常拍到她穿着孔雀尾的礼服，手中持着香槟杯，周围环绕着雪茄烟雾。

然而，时间无情，生物钟也无法逃避。黄任中于2004年因心脏病去世，关于遗产的纠纷堆满了四大箱卷宗，而她作为外人，始终插不上话。不到两周，她就被保镖请出了黄宅，连带行李一起扔上出租车，银行卡余额仅剩32,487港币。

人脉瞬间蒸发，她曾尝试回香港寻找制片人，但面对会议室里那些年轻的面孔，她的名字再也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即便她曾出演过《雪山飞狐》，眼神里已经没有了当年的熟悉与敬意。市场被四小花旦占领，她再无机会。于是她租下了深水埗一间80平方尺的劏房，每天凌晨五点去快餐店切面包，换班后又去面粉厂贴标签，粉尘进入肺中，她咳得声音沙哑，直到声带出血。

2009年，郑艳丽陷入了厌食症的漩涡。根据记录，她身高1.66米，最低体重仅为82斤，BMI值低至14.8。临床报告显示她的多脏器功能已经轻度受损。她在ICU躺了两晚，听着监护仪的滴滴声响，不禁思考这是否算得上她的第二次出道。

身体恢复了九成，但工作依旧没有着落。于是，她选择公开自己的近况，社交平台上她发布了穿着清洁工制服的照片，“工时八小时，时薪55港币，比片场守夜还稳定。”这张照片意外上了热搜，评论区充满了怀旧与冷嘲。有人感叹消费时代的残酷，也有人说这是她自作自受。对于这些，郑艳丽只回应了八个字：“命是自己的，留着用。”

2023年夏天，她将微博名改为“骆驼”，解释简单明了：“骆驼能在沙漠中走三百公里，因为它知道水源随时可能出现。”

街头的霓虹灯早已被LED取代，新一代的学生们不再认识郑艳丽，也不再需要去了解她。而她自己心里清楚，那张曾经的电影票早已被撕碎，无法回收。然而，回忆并非依赖他人的认同，而是自我感知的一部分。当清洁车驶过海底隧道时，司机问她想吃什么，她淡淡答道：“随便。”那是郑艳丽的第三十五个工作日。港岛地铁A口的玻璃窗依旧映出她的身影，薄弱、坚硬、倔强，像一把没有收回的旧钢尺。观众已散场，而她依旧在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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