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哄娃神器”到教育公平：被技术重塑的童年与迟到的治理
摘要：十余年间，智能手机从长辈口中的“哄娃神器”演变为深度嵌入儿童成长的核心媒介。本文通过代际观察的五个片段，梳理技术如何从“外部工具”跃迁为“成长环境”，揭示当前教育公平治理与数字现实之间的结构性时差。研究认为，当短视频重构社交、AI代笔写作、算法塑造认知成为常态，传统以择校治理为核心的公平议程已难以触及真正的教育鸿沟，亟需建立以数字素养为核心的“新教育公平”框架。
关键词：哄娃神器；教育公平；数字素养；短视频；人工智能。
一、引言：从轻视到惊觉的技术渗透
十多年前，当有经验的带孙者告诉我“智能手机和糖是两个哄娃神器”时，我并不以为然。彼时，技术尚被视为可被控制的外部工具，而非浸润日常的生存环境。然而，短短十余年间，这场始于“哄娃”的技术渗透，已悄然重塑了童年的基本面貌。从路边两个孩子埋头刷短视频的无睹行人，到孙子为游戏情节邀约同学吃海底捞——真实社交正在被虚拟连接置换。当广州发文推进择校、择班、择师的治理改革以促进教育公平时，这套治理话语却似乎与孩子手中那个早已改变教育形态的智能终端相隔甚远。直至寒假，孙子让AI代写作文后找我修改，而我竟无从下笔——这一刻的失语，恰是时代发出的追问：当技术已从工具变为环境，我们对教育公平的理解，是否还停留在上个时代？
二、“哄娃神器”：从权宜之计到日常嵌入
“哄娃神器”的称谓，透露着技术进入童年的初始身份——它是成年人在忙碌时的权宜之计，是换取片刻安宁的“电子奶嘴”。然而，这一权宜之计的后果远比想象深远。复旦大学2025年发布的研究显示，当前短视频已取代网络游戏，成为儿童电子沉迷的第一媒介，10岁以前首次触网的未成年人占比达52%。
如果说糖果贿赂的是味蕾，那么智能手机“贿赂”的则是大脑本身。短视频的极短时长和即时反馈机制，不断激活大脑的奖赏系统，释放多巴胺，使得刷视频的行为被快速强化。当一个孩子的注意力系统被如此重塑，书本的线性叙事、课堂的缓慢节奏，便再难以唤起专注。更值得警惕的是，算法推荐制造的“信息茧房”正在儿童身上生效——他们不仅消费内容，更被内容所塑造。南方周末的报道揭示，部分未成年人沉迷于“慢脚文化”，模仿低俗挑战、过早暴露身体、扭曲价值观，而这些内容的推送者，正是追求完播率的算法。
从“哄”到“浸”，技术完成了它的第一步蜕变：它不再是工具，而成了儿童认知世界、定义自我的媒介环境。
三、社交重构：当游戏场景取代现实联结
“大孙子要吃海底捞，我以为是要和家人，结果是要和他的同学一起打游戏——因为游戏里有海底捞的情节。”这个生活片段揭示的，是比沉迷更深层的变革：社交方式的重构。
当一群少年为游戏场景而相约现实聚餐，他们的社交联结不再源自邻里、血缘或学校，而是来自虚拟空间的共同经历。这是一种“逆向到场”：现实成为虚拟的延伸，而非相反。在路边洗车的两个孩子“一人一部手机在看短视频，根本不睬走过的行人”，这种对物理世界的无感，正是数字原住民的典型姿态——他们身体在场，精神却悬浮于算法的河流。
202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55.9%的未成年网民通过短视频类平台获取新闻事件和重大消息，视频平台已超越电视成为主要信息渠道。当一代人的社交、娱乐和信息获取都被收编进屏幕，传统的家庭对话、同伴游戏、社区交往便被悄然挤出。教育原本发生于人际关系之中，但当人际关系本身被技术中介化，教育发生的土壤已然改变。
四、治理时差：择校治理与数字现实的错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州发文推进教改，从择校、择班到择师，试图促进教育公平。从政策文本看，这些举措不可谓不有力：严禁“签约”“包捞”，斩断学校与培训机构的利益链，规范分班依据，实行违规“零容忍”。广州市教育局局长更在“十五五”规划中提出，要新增基础教育公办学位20万个、普高学位10万个，推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然而，这一系列治理努力，却与儿童真实的成长困境存在结构性错位：当政策致力于解决“名校”“名师”的分配问题时，孩子每天花费数小时与之互动的“数字教师”——算法——却不在治理视野之内。当政策规定教师必须主导育人的关键环节，不得将价值观引导交由技术替代，现实却是：无数孩子正通过短视频学习何为美、何为成功、何为人生。
这不是说择校治理不重要，而是说它已不够重要。当教育发生的核心场景从学校部分转移至屏幕，对学校资源的公平分配，已无法覆盖教育鸿沟的真正源头。数字设备、家长媒介素养、算法偏好——这些新的变量正在成为教育分层的新机制，却尚未进入教育公平的核心议程。
五、认知外包：当AI代笔成为日常
最刺痛我的时刻，是孙子让AI写寒假作文后请我修改——而我无从下手。不是因为AI写得完美，而是因为它写得太“标准”：结构工整、语言流畅、情感恰到好处，却唯独没有孙子的视角、孙子的笨拙、孙子的真实。而我若修改，该往哪里改？改回孩子自己的话？那些话早已被AI生成的“正确文本”覆盖。
这触及教育最深的忧思：当写作不再是思维的外化，而是提示词的输出；当“完成作业”不再意味着经历思考的挣扎，而是学习如何向AI发出指令——那么，究竟是谁在学习？学生是否正在成为AI的“搬运工”？
教育部2025年发布的《中小学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明确指出：写作是理解世界、建立逻辑、呈现复杂思考的过程，背后承载着学生的思维、情感与价值观；用AI一键生成作文，失去的是在写作中锤炼综合能力的机会。然而，政策指引与现实之间，横亘着巨大的执行鸿沟——当孩子熟练地打开AI对话框，当家长无力辅导也无暇陪伴，当学校尚未建立数字素养课程体系，“正确使用AI”便成了一句空话。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当认知活动被外包给机器，人类赖以成长的“认知挣扎”便消失了。那些为求解一道题而苦思冥想的夜晚，那些为写出一段话而反复涂改的午后，那些在困惑中逐渐清晰的思想——它们才是教育的核心。如果这些都被AI平滑掉，孩子收获的只有答案，失去的是成为思考者的过程。
六、结论：走向数字时代的教育公平
从“哄娃神器”到AI代笔，十余年间，技术已从童年生活的闯入者变为建构者。当我们重新审视教育公平，需要意识到：今天的教育鸿沟，不再是单纯的校舍差距、师资差距，而日益呈现为数字鸿沟——不在于有没有设备，而在于如何使用设备；不在于能否接入网络，而在于能否抵御算法裹挟；不在于会不会用AI，而在于能否在与AI的协作中保持思考的主体性。
因此，“新教育公平”应当包含三重内涵：一是接入公平，确保每个孩子都有数字设备与网络；二是素养公平，通过家庭、学校协同培养数字鉴别力、批判性思维，让每个孩子都能理解算法的逻辑而非被其支配；三是制度公平，将数字素养纳入教育评价体系，让学校真正承担起数字时代的育人使命，包括引导“AI禁闭时间”、重启亲子对话、鼓励先思考再验证。
广州教改对择校、择班、择师的治理，是对旧问题的认真作答。但问题本身已经变了。当孩子在短视频中浸泡、在AI辅助下完成作业、在虚拟空间建立社交时，教育公平的主战场，正在从学校围墙内，转移到每一个发光的屏幕前。这一战，治理者、教育者、家长，都还没有完全醒来。而孩子，早已身处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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